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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｜董上德

向秀（约227—272年），是竹林七贤的主要人物之一，在《庄子》研究方面独树一帜，影响深远。世传《庄子》郭象注含有向秀的注《庄》心得。其《思旧赋》，被萧统编入《文选》，思念故人嵇康、吕安，“追思曩昔游宴之好”，感慨两位故人“各以事见法”，即蒙冤受刑，死于非命，生出无限的悲哀与思念。其中有四句颇为重要，对理解向秀其人以及在晚年的“转向”似有帮助：“悼嵇生之永辞兮，倾日影而弹琴；托运遇于领会兮，寄余命于寸阴。”嵇康、吕安的惨死，是向秀晚年挥之不去的人生阴影。要“寄余命于寸阴”，告别当日的“游宴”心态，及时“转向”，是向秀的最后选择。

且看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第18则：“嵇中散既被诛，向子期举郡计入洛；文王引进，问曰：‘闻君有箕山之志，何以在此？’对曰：‘巢、许狷介之士，不足多慕。’王大咨嗟。”

嵇康遇害之后，向秀被推举为“河内郡计吏”，并以此身份入京；“文王”司马昭得知向秀来到京师洛阳，命人引进，与之见面。司马昭问：“我听说阁下有箕山之志，可今天到这里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”向秀回答道：“巢父、许由这类人，自命清高，狷介自爱，也没什么可羡慕的。”司马昭听毕，啧啧称奇，大为嗟叹。

向秀在嵇康被杀前，经常和他在一起，还帮助拉动风箱，陪伴嵇康打造铁器；也跟阮籍、山涛等人多有往来，时常清谈。故而，与阮籍、山涛相熟的司马昭对向秀其人应早有耳闻，大概也想会一会这一位颇有名气的“竹林人物”。既然他来了，那就安排见上一面。司马昭的问话显然别有居心，话题有点“刁钻”，被问者若一不小心，会掉进话语的陷阱里去。可向秀毕竟是才学之士，反应机敏，也不忸怩作态，话说得比较直白，估计还有点出乎司马昭的意料。司马昭本来以为，像向秀这类人，应该是很爱面子的，问的是“出处之间”的大问题，你以前采取“处”即隐居的态度，现如今却转为“出”即终于出来为司马氏政权服务了，看你怎么解释。可向秀的话语策略是不为自己辩护，直截了当，说所谓的“箕山之志”也“不足多慕”；既然“不足多慕”，就避开“箕山之志”这个话语“焦点”，变被动为主动，顿时化解了尴尬。

向秀的脸皮有点“厚”，就是“厚黑学”里的“厚”。反正已经到了这个份上，自我辩解是愚蠢而不智的，干脆毫不遮掩，在司马昭面前否定了“箕山之志”。《晋书·向秀传》的记载大致相同而略有差异：“巢许狷介之士，未达尧心，岂足多慕。”参照此语，可知“未达尧心”四字才是关键。换言之，向秀认为，尧是儒家极为推崇的“圣人”，巢父、许由与尧的距离不小，不能达至尧的境界，没有什么值得羡慕和效法的，“岂足多慕”一句，用的是设问语气，更为传神。

请注意，向秀采取了话语转换的技巧。因为，《老》《庄》是向秀等清谈家常用的典籍，“箕山之志”也是与道家话语相通的，都表明“避世”的态度；可是，在司马昭面前，可不能使用道家话语，应该活用儒家的话术，司马氏父子以“儒学传人”自居，一句“未达尧心”，迅速进入儒学语境，难怪《晋书·向秀传》说，司马昭听完之后，“帝甚悦”，即相当满意了。

而“帝甚悦”与“王大咨嗟”是有微妙差异的。后者偏重于形容司马昭发自内心的感慨，略感意外，却又隐含着几分得意。曾几何时，你这个向秀不是跟嵇康打得火热吗？怎么嵇康死了就“转向”了呢？其实，向秀怎么回答，在司马昭看来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这个人已经来到了我的跟前，如今，听我的了！故而，论描写司马昭的神态，《世说新语》的“王大咨嗟”四字更显其妙，含意格外丰富。

做了河内郡的“计吏”，大概是向秀步入仕途的开始，及后还步步高升。这里要提及向秀的“人脉”。原来，与司马昭有亲戚关系的山涛跟向秀是同乡。向秀“少为山涛所知”（《晋书·向秀传》），后来得到出仕之后负责人事管理的山涛的照顾，是不在话下的。所以，向秀接着转为“散骑侍郎”，升至“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”，而且，“在朝不任职”，领着俸禄不怎么干活，最后“卒于位”。这“日子”过得如此“潇洒”，大概九泉之下冤死的嵇康无论如何也是想不到的。

向秀有些“人格分裂”，可叹乎，可悲乎？

（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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