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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|邹高翔
中山大学迎来百年华诞之际,呈现国立中山大学、私立岭南大学及其他华南中高等院校抗战教育经历的纪录电影《同学们》于6月22日在广东上映。片中多数场景在韶关拍摄,以纪录电影的镜头语言挖掘抗战时期岭南教育薪火相传的珍贵历史,也堪称是纪录片的一次创新之举。
抗战时东部高校迁移,大多前往西南地区,并形成重庆、成都、昆明、宜宾李庄等几大文化中心,其中又以西南联大名声最显。相比之下,华南地区学校的迁移史显得低调。同样是颠沛流离,同样是保存民族文化血脉,苦难程度不遑多让,战火纷飞,而弦歌不辍;结庐为舍,仍矢志追寻,这正是纪录电影《同学们》所要表现的主题。
抗战时期,国立中山大学、私立岭南大学、省立文理学院、仲恺农学院、仲元中学、培正中学、培道中学等数十所大中学校从沦陷区撤出,转战粤北继续办学。其中,中大先迁至罗定,复至云南澄江,再迁至坪石。1945年初第三次粤北会战,日军占领韶关。仲元中学梁镜尧校长率学生在莲花山校园血战敌寇,梁氏父子及全校师生30余人英勇牺牲。时任中大建筑系主任的卫梓松教授因患病未及撤离,拒任伪职,自杀殉国。还有多名师生落入敌手,惨遭杀害。
内迁学校遭日军空袭并不鲜见,但遇突袭当面迎敌,师生阵亡、就戮、自殉,在中国教育史上,其惨烈程度也是罕见的。书生昨日握笔,今日扛枪,士子血性,惊天动地,写下华南乃至中国教育史上的悲壮一页。中国共产党在各校的地下组织,发动600多名党员和进步学生参加东江纵队,奔赴抗日一线,在内迁学校中独树一帜,又成就光辉一页。
纪录电影《同学们》分“先生篇”和“学生篇”,从不同视角聚焦这段历史的独特性。“先生篇”篇幅最长,展现卢鹤绂、王亚南、马思聪、黄友棣、冼玉清、邹仪新、吴尚时、丁颖、虞炳烈、杜定友等教师风采;“学生篇”间杂其中,以叶叔华、黄本立、陈香梅等为代表。最早一批学部委员和中国科学院院士,至少有10位曾在粤北执教或学习。开国大典时,曾有5位中大学人登上天安门城楼,亲眼见证新中国的诞生。
影片着重刻画了烽火中岭南学人的风骨特质,主要体现有三:其一,师生中不乏优渥家境者,甘愿到粤北山区吃苦。“岭南第一才女”冼玉清本可安居澳门,却不顾朋友家人劝阻,毅然从澳门启程,奔赴粤北支持复学,为了事业终身不嫁,获誉“冼子”;其二,扎根粤北,卓有建树,把学问做在大地上。中大地理系吴尚时教授研究丹霞红色岩系,提出粤北地势可作抗战长期基地;中大农学院院长丁颖在田间种植,研究稻谷,旨在丰盈国人饭碗,当地人亲切称之“谷种佬”;其三,女性学人不输须眉,深受岭南开放学风熏陶。除冼玉清外,邹仪新也堪为翘楚。她与叶述武教授结婚后,立志“我不要做教授夫人,要做教授”,成为中大数学天文系教授、中国现当代第一位女天文学家,在坪石简陋的天文台,坚持仰望星空。
既然讲述的人物主角是教师,片名为何不定为《先生们》?这正是本片满含深义之处。战争把国人锻造成命运共同体,“先生们”特指教书育人的群体,而“同学们”则囊括了教师和学生,他们也是共克时艰、在逆境中共同成长的“同学”。正如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、在坪石任中大经济学系主任王亚南所说:“教育者要受教育”。本片英文名为“Life goes on”,意为“生活在继续”,这也是战火中“同学们”乃至“同胞们”的共同信念。这信念犹如电影海报中的大榕树顽强生长,树下众人围坐授课,树上结出赓续文脉的果实。
本片史料丰富,实地探访深入,人物访谈令人动容,原籍广东新会的光谱化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本立回忆起当年粤北办学之艰难,几欲掉泪。影片表现手法多样,粤语旁白,辅以精美插画和传神诗词,情景再现表演细腻。例如,中国核能先驱、著名物理学家卢鹤绂留美期间一直心系家国,取得博士学位之后,毅然决定舍弃在美国的一切优越条件,携夫人吴润辉克服艰难险阻,投奔当时设于坪石的中山大学理学院任教。在香港过关时,海关人员对这位不“走私黄金珠宝紧俏物资”、只携带大批书籍资料归国的留美博士肃然起敬,破例放行,影片对这段插曲作了生动描绘。影片各篇章各美其美,在同类抗战迁校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别开生面,虽为纪录片,却有着不亚于剧情片的感染力量,虽以悲怆为底色,却始终高扬着飘荡在粤北山河之上的激昂之气。
(作者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股票配资的基础知识,广东省作家协会、电影家协会会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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