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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｜邹高翔

中山大学迎来百年华诞之际，呈现国立中山大学、私立岭南大学及其他华南中高等院校抗战教育经历的纪录电影《同学们》于6月22日在广东上映。片中多数场景在韶关拍摄，以纪录电影的镜头语言挖掘抗战时期岭南教育薪火相传的珍贵历史，也堪称是纪录片的一次创新之举。

抗战时东部高校迁移，大多前往西南地区，并形成重庆、成都、昆明、宜宾李庄等几大文化中心，其中又以西南联大名声最显。相比之下，华南地区学校的迁移史显得低调。同样是颠沛流离，同样是保存民族文化血脉，苦难程度不遑多让，战火纷飞，而弦歌不辍；结庐为舍，仍矢志追寻，这正是纪录电影《同学们》所要表现的主题。

抗战时期，国立中山大学、私立岭南大学、省立文理学院、仲恺农学院、仲元中学、培正中学、培道中学等数十所大中学校从沦陷区撤出，转战粤北继续办学。其中，中大先迁至罗定，复至云南澄江，再迁至坪石。1945年初第三次粤北会战，日军占领韶关。仲元中学梁镜尧校长率学生在莲花山校园血战敌寇，梁氏父子及全校师生30余人英勇牺牲。时任中大建筑系主任的卫梓松教授因患病未及撤离，拒任伪职，自杀殉国。还有多名师生落入敌手，惨遭杀害。

内迁学校遭日军空袭并不鲜见，但遇突袭当面迎敌，师生阵亡、就戮、自殉，在中国教育史上，其惨烈程度也是罕见的。书生昨日握笔，今日扛枪，士子血性，惊天动地，写下华南乃至中国教育史上的悲壮一页。中国共产党在各校的地下组织，发动600多名党员和进步学生参加东江纵队，奔赴抗日一线，在内迁学校中独树一帜，又成就光辉一页。

纪录电影《同学们》分“先生篇”和“学生篇”，从不同视角聚焦这段历史的独特性。“先生篇”篇幅最长，展现卢鹤绂、王亚南、马思聪、黄友棣、冼玉清、邹仪新、吴尚时、丁颖、虞炳烈、杜定友等教师风采；“学生篇”间杂其中，以叶叔华、黄本立、陈香梅等为代表。最早一批学部委员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至少有10位曾在粤北执教或学习。开国大典时，曾有5位中大学人登上天安门城楼，亲眼见证新中国的诞生。

影片着重刻画了烽火中岭南学人的风骨特质，主要体现有三：其一，师生中不乏优渥家境者，甘愿到粤北山区吃苦。“岭南第一才女”冼玉清本可安居澳门，却不顾朋友家人劝阻，毅然从澳门启程，奔赴粤北支持复学，为了事业终身不嫁，获誉“冼子”；其二，扎根粤北，卓有建树，把学问做在大地上。中大地理系吴尚时教授研究丹霞红色岩系，提出粤北地势可作抗战长期基地；中大农学院院长丁颖在田间种植，研究稻谷，旨在丰盈国人饭碗，当地人亲切称之“谷种佬”；其三，女性学人不输须眉，深受岭南开放学风熏陶。除冼玉清外，邹仪新也堪为翘楚。她与叶述武教授结婚后，立志“我不要做教授夫人，要做教授”，成为中大数学天文系教授、中国现当代第一位女天文学家，在坪石简陋的天文台，坚持仰望星空。

既然讲述的人物主角是教师，片名为何不定为《先生们》？这正是本片满含深义之处。战争把国人锻造成命运共同体，“先生们”特指教书育人的群体，而“同学们”则囊括了教师和学生，他们也是共克时艰、在逆境中共同成长的“同学”。正如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、在坪石任中大经济学系主任王亚南所说：“教育者要受教育”。本片英文名为“Life goes on”，意为“生活在继续”，这也是战火中“同学们”乃至“同胞们”的共同信念。这信念犹如电影海报中的大榕树顽强生长，树下众人围坐授课，树上结出赓续文脉的果实。

本片史料丰富，实地探访深入，人物访谈令人动容，原籍广东新会的光谱化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本立回忆起当年粤北办学之艰难，几欲掉泪。影片表现手法多样，粤语旁白，辅以精美插画和传神诗词，情景再现表演细腻。例如，中国核能先驱、著名物理学家卢鹤绂留美期间一直心系家国，取得博士学位之后，毅然决定舍弃在美国的一切优越条件，携夫人吴润辉克服艰难险阻，投奔当时设于坪石的中山大学理学院任教。在香港过关时，海关人员对这位不“走私黄金珠宝紧俏物资”、只携带大批书籍资料归国的留美博士肃然起敬，破例放行，影片对这段插曲作了生动描绘。影片各篇章各美其美，在同类抗战迁校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别开生面，虽为纪录片，却有着不亚于剧情片的感染力量，虽以悲怆为底色，却始终高扬着飘荡在粤北山河之上的激昂之气。

（作者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股票配资的基础知识，广东省作家协会、电影家协会会员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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